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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之乱，相关海交史学者经过不断的研究与修正，已经从“亦思巴奚”名考和“亦思巴奚”之乱的性质多方面进行了新的辨析考察，意为波斯文sipāh（军队）的可能性最高，与“西帕希”词源相同。
对于“亦思巴奚”之乱的起源，众多史料皆明确为波斯义兵在元末动乱中据城，但性质是元末普遍出现的地方自卫武装，而非《元史》的正统史观中出现的“反元”或“叛元”起义。当时，“亦思巴奚”军也得到了福建道都元帅府的承认。而其性质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则指向了“亦思巴奚”之乱中的伊斯兰教教派斗争。而今天泉州留下的“圣友寺”清真寺遗址和“圣墓”，恰恰成为了当时逊尼派的墓地和建筑被毁、什叶派穆斯林作为向导而保留了自己建筑的佐证。
●何为“亦思巴奚”
南宋泉州的海外交通盛极一时，各国商人云集。宋元时期，伊斯兰教体系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基督教体系的景教和天主教，以及摩尼教都在泉州活动，今天的泉州海交史博物馆收藏有关于泉州海交史的众多墓碑、石刻等实物资料。
南宋后期至元代的泉州市舶权是由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家族垄断。日本学者桑原陟藏的作品《蒲寿庚考》通过对各种史料翔实的考证，以宋末元初并不常见于史籍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为切入，铺开了一幅亚洲海陆交流史的画卷，也说明了三个问题：（1）南宋采取的是“背海立国”，重视以市舶司为中心的海外贸易
（2）宋代海外贸易频繁，宋人不断前往海外，东南亚及西亚商人也在泉州等地的“蕃坊”定居
（3）市舶使蒲寿庚的降元恰恰证明了作为阿拉伯人的他并没有基于南宋的身份认同感，只是为自己家族谋求最大利益。
《福建通志》中所记蒲寿庚任提举泉州舶司是在淳祐十年（1250年），到淳祐十二年（1252年）换为扬瑾，宋制之下，实际上蒲寿庚只做了三年不足的提举市舶使。但其“擅番舶利者三十年”，可见蒲氏家族很大程度地参与着泉州的市舶权。“咸淳末，海寇袭郡，时西域人蒲寿宬、寿庚兄弟在泉，击贼退之，以功累官沿海都制置”，在南宋最后的二十年内，蒲寿庚担任的是沿海都制置的官职，而在宋末宗室南逃时任福建广东招抚使，兼主市舶。但出于利益考量，蒲寿庚屠戮宋宗室而降元，“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蒲氏家族开始主导元代的闽粤市舶抽分权。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蒲寿庚形象
“亦思巴奚”军同样没有对元朝的任何认同感，只是协助维护地方秩序。如果说更直接的认同，恐怕是赛甫丁和阿里迷丁作为波斯什叶派穆斯林与蒲寿庚家族代表的阿拉伯人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更为直接。而其占据泉州后，也第一时间夺取了蒲氏家族的市舶权。
关于“亦思巴奚”词源考的研究中，张星烺认为“亦思巴奚”乃波斯语Ispahan的译音，意为波斯古城“伊斯法罕”。
日本学者前岛信次和国内学者陈达生认为亦思巴奚为波斯文sipāh之音译，汉译“西帕希”，意为“军队”。
廖大珂的研究中则认为《宋高僧传》中“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和“亦思巴奚”都译自波斯语Shahbandar “沙班达尔”，波斯人称港口为bandar，Shahbandar 为港务长之意。
笔者以为，意为“军队”和“港务长”都有可能性，而第一种可能性不大，当是附会的音误。而学者刘迎胜则以明四夷馆本增续《回回馆杂字·通用门》中有“sipah salār，总兵，洗迫黑 塞剌儿”举例，认为“亦思巴奚”即波斯语“洗迫黑” (sipāh)“军队”的元代汉字音译无疑，进而指出前岛信次所拟亦思巴奚的原字Ispāhi-chuanchou事实上是波斯文Ispāh-i chuanchou，其意义为“泉州之军”，这也是目前看来说服力最高的一种解释。
●“亦思巴奚”之乱的主要过程
据学者刘迎胜通过解读《福建道都元帅府奏差潘积中墓志铭》等史料的梳理，元末福建兵乱起源于至正十二年（1352）仙游陈君信发起的叛乱波及泉州，且得到莆田黄信一支持。为防御乱军，福建都元帅府在泉州布防时雍塞泉州水门，引起富商不满。次年泉州发生饥荒，不但民众大量外逃求食，连驻守泉州的湖州万户所部军队也因食物短缺而引成兵变。而此时“安溪寇”泉州安溪人李大、南安人吕光甫也率众攻打泉州，但没有攻下。
元末福建的战乱扩大化，这是“亦思巴奚”军组建的背景，也是“至正十七年春，义兵万户赛浦丁及阿迷里丁叛据泉州”的原因。而这个“叛”并非当时波斯人反叛元朝，而是当时未被认可的地方普遍的自保行为在《元史》中的一种书写。
元末福建各地普遍发生了起义，福州也一度为“海寇”所攻打。“亦思巴奚”军组建的次年，也就是至正十八年（1358），福州的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儿为保卫福州而“复贿泉州亦思巴奚调其兵进”。当时同样前去福州救援的还有降为行宣政院使、寓居兴化的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西夏人三旦八，弃官为道的原兴化路总管安童。三旦八自设“兴化分省”，自命“平章”，安童自称参政。之后，赛浦丁、阿迷里丁的军队又在兴化攻打自立为兴化分省的参政的安童，将三旦八拘押至泉州。以及赛、阿的军队帮助当地豪族林珙进攻陈从仁，阿迷里丁派扶信进攻柳伯顺，事实上是介入了当地豪族的地方斗争，而当时的兴化分省官苫思丁选择支持。但福建平章普化帖木儿的继任者燕只不花进攻“亦思巴奚”军，一度被当做“亦思巴奚”叛元的依据，但学者刘达生则认为，这是“亦思巴奚”军在保卫元朝统治的同时扩充自己的势力，介入兴化地方豪族内战（扶信自称元帅，林珙自称总管）而导致的燕只不花的忌惮。以上是“亦思巴奚”之乱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亦思巴奚”军中的那兀纳发动兵变 杀了阿迷里丁，并将“州郡官非蒙古者皆逐之，中州士类皆没”、并三次拒绝接受元朝官僚命令。
彼时平章燕只不花命令围剿赛甫丁，也恰好给了那兀纳机会。学者刘达生认为，在《清源金氏族谱》和《丽史》意指亦思巴奚继任者那兀纳为蒲寿庚家族的女婿，并更倾向于那氏为蒲派在当时的代表人物，那兀纳“本以番人主市舶”。他进而指出，那兀纳接受的是燕只不花派系的命令，“会福建行省遣左右司员外郎德安往泉州谕阿巫那令退师。博拜、大阔等乃还。”、“及观孙罢分省，还京师，德安以郎中摄分省事，阿巫那乃召还所遣兵。”“至帖木儿不花罢归行省，德安仍以郎中摄分省事，阿巫那复召其军去。”
由此可见，当“亦思巴奚”军内部权力更迭后，蒲氏家族有关系的那兀纳与平章燕只不花联合，要排斥非燕只不花的外来势力，不许其在兴、泉有立足之地。陈达生据《福建通志》中载“（二十五年）冬十月，……前左丞观孙又以皇太子命分省兴、泉，行省平章燕只不花密令德安自为计拒之。德安遂大集兵民，而行省复遣孟、孙两同企兵至兴化并力守御。德安用照磨余宗海谋，求阿巫那发兵为助。”说明，德安便是那兀纳承认的燕只不花地方代表。
而在《明史》中被称为“闽有三忠”之一的以军功升任福建行省参政陈友定同样是乡勇出身，初步掌握了福建军政的他此时是平章燕只不花的对立面，不允许福建行省有不属于自己掌控的一股武装势力。
在“亦思巴奚”军内部穆斯林千户金官的内应下，陈友定迅速消灭了“亦思巴奚”军。刘达生指出，“亦思巴奚”军最终覆灭的原因有四：
（1）那兀纳配合燕只不花逼走官员，引起了元朝其他派系的不满
（2）那兀纳的不断扩充兵力使元朝感到威胁
（3）那兀纳的军队烧杀抢掠影响了泉州港的安定 减少了元朝的外贸收入
（4）当时福建军事力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陈友定军队的力量迅速膨胀。
●学界目前关于“亦思巴奚”之乱的性质讨论
自张星烺1938年以英文撰写《泉州1357-1366年间的波斯驻军》一文开始的“亦思巴奚”研究起，关于战争性质的讨论便一直是重要的问题。
1957年，国内学者吴文良认为这场战争具有“反元起义”性质，但80年代以来的实证研究中认为“亦思巴奚”军只是协助元朝维护地方秩序的自卫武装。陈达生认为“亦思巴奚自始至终未走上反元、抗元、叛元之类的道路，他们一直是元朝的忠实卫士”。
可以认为，“亦思巴奚”军本质是一支与其他乡勇武装无太大差别的地方自卫组织，是在救援行省中心福州的情况下介入了兴化的地方斗争。
刘达生通过对海交史博物馆所藏墓碑的研究推测还认为，赛甫丁、阿里迷丁和作为陈友定内应的穆斯林千户金官都属于什叶派穆斯林，而蒲寿庚家族和那兀纳则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这也导致战后泉州的蒲寿庚家族住宅和墓地被摧毁。
而属于波斯人什叶派的清真寺和“圣墓”保存至今。
刘达生认为，这体现了“亦思巴奚”乱中穆斯林的教派冲突。笔者认为，这种推断具有合理性，泉州现存的从“圣友寺”和“圣墓”建筑到墓碑等实物资料也是佐证。
最后附上笔者在泉州拍摄的“圣友寺”（今“清净寺）遗址和海交史博物馆展览的部分文物。
泉州清净寺，初名圣友寺，又称艾苏哈卜大清真寺
清净寺内存石棺
海交史博物馆所藏穆斯林墓碑
相关参考文献
桑原陟藏《蒲寿庚考》
陈少丰《蒲寿庚任平章政事新证》
廖大珂《“亦思巴奚”初探》
邓文韬《元代西夏遗裔三旦八事迹考》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
刘迎胜《元末福建沿海战乱与亦思巴奚义军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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